90年代至今人民币汇率变化历程

发布日期:2019-09-15 20:07   来源:未知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注:年平均值,1美元兑换人民币金额。特别说明:1949年-1952年采用浮动汇率换算,53-71年都是2.462。

  率是指一国货币与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或比价,或者说是用一国货币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汇率变动对一国进出口贸易有着直接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使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即让汇率下降,会起到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反之,本国货币对外升值,即汇率上升,则起到限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

  (1)国际收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一国国际收支为顺差,则外汇收入大于外汇支出,外汇储备增加,该国对于外汇的供给大于对于外汇的需求,同时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则该国外汇汇率下降,本币对外升值;如果为逆差,反之。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美元却保持长期的强势,这是很特殊的情况,也是许多专业人士正在研讨的课题。

  (2)通货膨胀率。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通货膨胀,如果本国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外国高,则本国货币对外贬值,外汇汇率上升。

  (3)利率。利率水平对于外汇汇率的影响是通过不同国家的利率水平的不同,促使短期资金流动导致外汇需求变动。如果一国利率提高,外国对于该国货币需求增加,该国货币升值,则其汇率下降。当然利率影响的资本流动是需要考虑远期汇率的影响,只有当利率变动抵消未来汇率不利变动仍有足够的好处,资本才能在国际间流动。

  注:年平均值,1美元兑换人民币金额。特别说明:1949年-1952年采用浮动汇率换算,53-71年都是2.462。

  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两种货币之间兑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又是各个国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金融手段。汇率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而汇率是由外汇市场决定。外汇市场开放予不同类型的买家和卖家以作广泛及连续的货币交易(外汇交易除周末外每天24小时进行,即从GMT时间周日8:15至GMT时间周五22:00。即期汇率是指于当前的汇率,而远期汇率则指于当日报价及交易,但于未来特定日期支付的汇率)。

  建国初期,由于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

  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 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

  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

  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

  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 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 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

  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 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

  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

  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

  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是代表人民币的对外价值,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在独立自主、统一性原则基础上,参照国内外物价对比水平和国际金融市场汇率浮动情况统一制订、调整,逐日向国内外公布,作为一切外汇收支结算的交换比率,

  它是官方汇率,没有市场汇率,其标价方法采用国际上通用的直接标价法,即以固定单位 (如100、10000、100000等) 的外币数折合若千数额的人民币,用以表示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

  固定单位的外币数大小须视各该外币的价值大小而定,除人民币对比利时法郎和意大利里拉汇率采用一万 (10000)单位、对日元汇率采用十万 (100000)单位作为折算标准外,对其他各种外币汇率均以一百(100)单位作为折算标准。

  1.第一阶段(1950~1952)。由于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因此,对西方国家货币的汇率,最初不是按两国货币的黄金平价来确定,而是以“物价对比法”作为基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建国初期人民币汇率制定的依据是物价水平,这是一种比较市场化的汇率安排。

  建国初期,由于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节节上涨。如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以1949年6月为100,到1950年3月则上涨至2242.93。由于国内物价上涨、国外物价趋跌的价格对比关系,根据前述政策要求,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由1949年1月18日1美元=80元旧人民币,调低至1950年3月13日的1美元=42000 元旧人民币,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币汇价下调49次。至于和其他外汇的汇价,则是根据它们对美元的汇价进行间接套算的结果。

  从1950年3月至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 同时,由于美国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大量抢购战备物资,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我“封锁禁运”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降低外汇汇价,以利于推动本国进口。因此,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汇率政策的重点也由“推动出口”改变为“进出口兼顾”,并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1952年12月,人民币汇价调高至1美元=26170元旧人民币。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美国,对外贸易主要由私营进出口商经营。人民币汇率的及时调整,可以调节进出口贸易,保证出口的增长。

  2.第二阶段(1953~1972)。从1953年起,国内物价趋于全面稳定,对外贸易开始由国营公司统一经营,而且主要产品的价格也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经济本身要求对人民币的汇价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利于企业内部的核算和各种计划的编制和执行。同时,由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确立,各国之间的汇价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再加上我国同西方工业国家的直接贸易关系和借贷关系很少,因此,西方各货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内物价水平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我国进行建国以来的首次币制改革。1955年 3月1日,开始发行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折合比率为1:10000。自采用新人民币后,1955年至197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是1美元折合2.4618元新人民币。

  1971年12月18日, 美元兑黄金官价宣布贬值7.89%,人民币汇率相应上调为1美元合2.2673元人民币。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了稳定的方针,即在原定的汇率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逐渐同物价脱离。但这时国内外物价差距扩大,进口与出口的成本悬殊,于是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口统负盈亏、实行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的办法,人民币汇率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减弱。

  3.第三阶段(1973~1978)。1973年3月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解体,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为了避免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及汇率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我国从1973年开始频繁地调整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调整了61次),而且在计算人民币汇价时,采用了钉住加权的“一篮子”货币的办法,所选用的“篮”中货币都是在我国对外贸易的计价货币中占比重较大的外币,并以这些货币加权平均汇价的变动情况,作为人民币汇价相应调整的依据。

  这一时期人民币汇价政策的直接目标仍是维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针对美元危机不断发生且汇率持续下浮的状况,人民币汇率变动较为频繁,并呈逐渐升值之势。1972年为1 美元=2.24元人民币;1973年1美元=2.005元人民币;1977年为1美元=1.755元人民币。

  自5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外自我封闭,对内高度集权,直至80年代初,国家外汇基本上处于零储备状态,外贸进出口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且大体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也被指令性计划所冻结,尽管人民币汇率严重高估,但它并未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2.第二阶段(1985~1990)。在人民币双重汇率制下,外贸企业政策性亏损,加重了财政补贴的负担,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生产厂商对双重汇率提出异议。1985年1月1日,我国又取消了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重新恢复单一汇率制,1美元=2.80元人民币。

  事实上,1986年随着全国性外汇调剂业务的全面展开,又形成了统一的官方牌价与千差万别的市场调剂汇价并存的新双轨制。而且当时全国各地的外汇调剂市场,在每一时点上,市场汇率水平不尽相同。这种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制一直延续到1993年底。其间,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经历了从开始试办时的人为定价到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物价上涨速度加快,而西方国家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意识地运用汇率政策调节经济与外贸,对人民币汇率作了相应持续下调。1995年8月21日,人民币汇率调低至1美元=2.9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 日再次调低至1美元=3.00元人民币;同年10月30日又调至1美元=3.20元人民币。

  从1986年1月1日起,人民币放弃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做法,改为管理浮动。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币汇率适应国际价值的要求,且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

  1986年7月5日,人民币汇率再度大幅调低至1美元=3.7036元人民币。1989年12月16日,人民币汇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调,由此前的1美元=3.7221元人民币调至当日的4.7221 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人民币汇率再次大幅下调,并由此前的4.7221调至当日的5.2221元人民币。

  从改革开放以后至1991年4月9日的十余年间,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特点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别实施过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与公布牌价并存的双重汇率体制,以及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存的多重汇率体制;二是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按市场情况调整,且呈大幅贬值趋势,这与同期人民币对内实际价值大幅贬值以及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基本上相适应的;三是在人民币官方汇率的调整机制上,做过多种有益的尝试,如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小幅逐步调整方式以及一次性大幅调整的方式,这些为以后实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奠定了基础;四是市场汇率的机制逐步完善;五是市场汇率的调节作用在我国显得越来越大。

  3.第三阶段(1991~1993)。自1991年4月9日起,我国开始对人民币官方汇率实施有管理的浮动运行机制。国家对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改变了以往阶段性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做法。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实行公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多重汇率制度。

  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指人民币官方汇率的有管理的浮动,其基本特点是,我国的外汇管理机关即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要求,参照国际金融市场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公布的人民币官方汇率进行适时适度、机动灵活、有升有降的浮动调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官方汇率数十次小幅调低,但仍赶不上水涨船高的出口换汇成本和外汇调剂价。

  4.第四阶段(1994~2005)。从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8元;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8.7元左右。从1994年1月1日起,将这两种汇率合并,实行单一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定为1 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同时,取消外汇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度,禁止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和流通,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汇率形成机制。这次汇率并轨后,我国建立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趋稳,并一直保持在1美元=8.3元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相继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政府承诺:在2000年之前,将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事实上,1994年我国已开始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可兑换,并已削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中的绝大多数限制,如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重汇率安排已完全废除,而绝大多数经常项目交易的用汇和资金转移也不再受到限制。

  1996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消除了若干在1994年后仍保留的经常帐户下非贸易非经营性交易的汇兑限制;1996年7月, 又消除了因私用汇的汇兑限制,扩大了供汇范围,提高了供汇标准,超过标准的购汇在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起初后即可购汇;1996年7月1日,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也全面纳入全国统一的银行结售汇体系,从而取消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尚存的经常项目汇兑限制。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将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过渡性安排,并正式宣布:自1996年12月1日起, 我国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8条第2款、第3款和第4款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此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性货币安排和多重汇率制度。

  2001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郭树清指出,根据中美1998年签订的有关协议,中国承诺将扩大人民币弹性。因此,如果现在中国选择钉住其它币种或采取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不但会违背承诺,还是一种后退。增加汇率弹性是现实的选择。中国现阶段仍将以稳定汇率为主,同时用足每日3‰的汇率浮动区间,使市场逐渐适应汇率波动。今后将采取措施,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如有效利用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调整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政策;进一步完善结汇制度。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5〕第 16 号文——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相关事宜公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中国人民银行于每个工作日闭市后公布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价格。

  (3)2005年7月21日19∶00时,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交易的中间价,外汇指定银行可自此时起调整对客户的挂牌汇价。

  (4)现阶段,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交易价仍在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内浮动,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

  (5)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汇率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一次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改革的核心是放弃单盯美元,改盯一篮子货币,以建立调节自如、管理自主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从此次人民币短期升值来看,这将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同时,释放人民币潜在的升值压力,并能淡化人民币兑美元的国际矛盾。从长远战略来看,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建立,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最终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创造渐近条件。

  人民币升值是一个长期趋势,总的对浙江经济是有利的。央行7月21日宣布人民币升值,标志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很可能意味着发展和改革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改革开放至今,人民币汇率经历了由贬值到缓慢升值的倒U字型变化过程(见图1)。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进入了长期缓慢升值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从宏观指标看,全社会物价指数开始下降;而从体制上看,非国有企业开始全面替代国有企业。人民币由贬转升表明,一方面是在长期贬值后,人民币回归到真实汇率,而在另一方面,则是生产力水平的持续上升支持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

  生产力增强必然导致本币走强。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1978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4%,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名义GDP累计增长了21倍。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明显快于美国。1990—2001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75倍,扣除价格因素则提高了3.58倍;美国提高了1.52倍,扣除价格因素则仅提高1.29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成本下降,再加上中国企业积极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商品竞争力明显增强,吸引了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商品的极大需求,而这又引发了中国外汇顺差的持续上升。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金融资本项目顺差一直呈增长态势(见图2),形成了一种双顺差状况。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累计高达6368亿美元。汇率是货币的价格,由外汇市场上本币和外币的供求关系来确定。如果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超过人民币的供给,人民币就会面临升值压力,反之则面临贬值压力。我国经济十多年持续增长、累积额高达6000多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形成了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正是在这种需求的拉动下,人民币升值成为一个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持续十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致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截至今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额高达7110亿美元,这虽然有国际炒家的因素,但诱因却是国力增强所引发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巨额外汇储备远远超过了基于正常需要的安全储备,并由此而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持有过量的外汇储备会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也会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特别是持有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远远低于外商来华投资的收益率(差额约为10%),大量利润被外国人赚走。在这样的背景下,提高人民币币值有利于克服资源配置的扭曲。

  一些人士喜欢引用日本的案例,来说明本币升值的不良后果。更有人把此政治化,说压本币升值是美国人搞垮一国经济的阴谋,其实这些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应该说,日元升值并不是当前日本经济颓势的元凶。日元升值始于1971年8月26日,日本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当年12月8日,按照斯密森协定,日元从36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308日元兑换1美元。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历了自1955年至1970年,长达1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这以后,即1970年至199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仍高达9.2%。从下图可以直观地看到,1970年以后,日元持续升值,而日本的年度GDP增长,却相对稳定地保持8%左右,最高年份为21.8%,最低年份为4.1%。1990年以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拿日本经济来类比中国经济,其实还忽略了中日经济的两个巨大差别。一是内需差别。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看中的也是中国巨大的市场资源。因此人民币升值后,即使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也可以通过开发国内市场来弥补总需求不足。日本是小国,内需有限,特别是日本政府长期采取保护国内农业、中小企业主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导致总体经济缺乏较强竞争力。二是要素成本差别。日本是典型的资源小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其国内要素价格急剧上升,最典型的如职工平均现金收入快速增长。1970年,日本职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6万日元,1990年上升到37.0万日元,上升了4.9倍,如果以美元计算,则上升了13.0倍[1],成本上升削弱了日本商品竞争力。虽然中国的自然矿产资源并不丰富,但劳动力价格将长期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2002年底以来,人民币就已经面临升值的显性压力,尤其是2004年10月央行加息后,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其实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人民币面临的也主要是升值压力。从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到开始升值,历时三年多,正反映了人民币升值一个艰难的政策抉择,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升值结果很难判断。经济运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只能给出一个大致的预期,很难做出具体的量化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民币升值必将“牵一发而动全局”,万一出现不可控局面,就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人民币汇率调整必须全面考虑,统筹协调,慎之又慎。尤其是现阶段,国际游资大量入境豪赌人民币升值,而国内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不成熟,金融机构抵御抗风险能力较弱。在这样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幅度、方式等,更需谨慎选择,稍有差错,可能就会造成经济的巨大波动。

  其次是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所导致的路径依赖。人民币被低估,使得出口部门具有价格优势,形成了出口企业低汇率的路径依赖。很多出口企业依靠低价格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靠“跑量”赢得大量外汇,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人民币升值几乎可以肯定会给依靠低价竞争的出口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从而将打破利益分配格局,这就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因此,人民币升值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处理好多方面关系。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利有弊。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处理较好,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就当前而言,人民币升值所带的不利影响,大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全局。

  首先,汇率调整的国际经验证明“汇率升值必定打击出口”的观点没有经验依据。日本和德国都经历过货币大幅度升值,但这两个国家的出口不降反升(见图4、图5)。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从360:1上升到308:1。之后日元逐渐升值,到1984年上升到231日元兑1美元,而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则呈上升态势。以日元计算,1985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总额为42.9万亿日元,比1970年增长6倍,平均每年增长12.7%。70年代是德国马克升值最快的时期,双边汇率从1970年的3.68马克兑换1美元,升值到1979年的1.73马克兑换1美元,累计升值1.13倍,而在这期间德国外贸出口额则增长了1.5倍,且一直保持较大顺差。

  其次,浙江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不会造成出口的急剧锐减。出口商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初级产品,另一类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趋同率较高,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人民币升值后,初级产品出口有可能受此影响而减少。但从浙江情况看,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逐年降低,2003仅占出口总额的5.1%,因此对贸易出口的整体影响不大。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具有国际化特征,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以及机器设备等,人民币升值后,企业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成本将会降低,给企业提供了一定的降价空间,缓解了人民升值所带来的价格压力。更重要的是,工业制成品的产品差异较大,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看与相关国家产品的比价关系。从我国产品近几年大幅压价竞争的情况看,我国低层次工业制成品与其它国家相比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即使因人民币升值而小幅提价,也不一定会高于别的国家和地区,从而不至于较大程度地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再次,低廉的劳动成本使得出口企业可以承受一定的升值压力。浙江是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生产的一个典范,由低工资所支撑的国际竞争力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廉的劳动成本成为浙江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明显价格优势的主要支撑。根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美国工资是中国工资的50倍。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并不会被出口价格的上涨而完全抵消。人民币升值后,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得出口企业可以采取降价策略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出口不会因人民币升值而大幅减少。

  最后,汇率不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导致出口迅速增长的关键。从历史上看,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趋势,但中国出口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1994—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2001年前为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名义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实际汇率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而此期间中国对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17.3%,11.5%和14.1%;浙江对美德日的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为23.9%,20.7%和14.7%。这说明汇率不是左右出口的关键,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核心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了高于美国1.5—2倍的增长速度,浙江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只要保持了劳动生产率的较快提高,出口额自然也会不断增长。

  1994—2003年我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计29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37.2%,外资企业已成为促进我省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重要方式。人民币升值后,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大幅下降,因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看好13亿人口的大市场。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再找到第二个如此巨大的潜在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外资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台湾的康师傅集团进入大陆市场前只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进入祖国大陆后,巨大的内地市场使其迅速成长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台资食品公司,获得了“中国面王”的美誉。

  二是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当低下,以1998年制造业名义工资水平衡量,中国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1/50,日本的1/30,甚至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1/4~1/5。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集约化经营的农业,造就了中国农民特别善于吃苦的优良品质,以及思维与身体的灵巧性。

  三是相似文化传统的感召力。浙江外资企业中,港资、台资企业占了一半左右。大陆和港台地区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高度的文化认同感是这些企业来华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并不会对这类外资引入构成重大影响。

  外资迅速增长的这三点主导因素都具有明显的长期性特征,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因为人民币对外价格水平的上升而迅速逆转。2003年“非典”肆虐的特定背景下,我省利用外资仍然取得可观成绩即可证明这一点。

  就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很多人担心人民币升值后,会严重影响总需求,从而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影响社会稳定。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汇率调整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对就业产生影响,一是人民币升值将引起进出口相对价格的变动,进而影响出口,最终影响就业;二是人民币升值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继而波及到就业状况。根据前面的分析,人民币升值后,企业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因此就业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此外,2002年以来中国内需十分旺盛,央行从2003年年初就开始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7月后又采取了一些加大控制国内贷款力度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内需仍然有自动扩张的倾向。人民币升值后,只要内需保持稳定增长,就可以抵消升值对外需的影响,维持总需求的稳定。在总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情况下,就业可能会在人民币升值后出现小幅波动,但不太会造成大面积失业。

  人民币升值是我省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有利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次汇率调整虽然只升值了2%,但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意味着汇率形成机制向市场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浙江市场化程度较高,市场主体更加成熟理性,更容易抓住汇率变动所表达出来的价格信号,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增加居民福利。2003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万元,人民币升值2%,相当于每个人增加了262元的对美国商品的购买力。这可以扩大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购买,降低出国留学和旅游成本。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利用国外资源。资源、技术等要素制约将是浙江经济的长期问题。最近几年,浙江进口铁矿石、原油等基本资源快速增长,2004年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325%和140%。人民币升值,进口成本降低,对浙江是一个利好消息。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进口146.1亿美元,按照升值后的人民币汇率计算,可以节省23.4亿美元。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利用国外先进知识。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升,国内企业能以较低费用,加大直接购买境外专利、技术和装备的力度,同时增加派遣管理、技术人员出国学习。湖州久立特殊钢有限公司,前不久签约进口一台单机压力在全球排第9位的热挤压机,价值975万欧元,人民币升值2%以后,企业将少支付225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后,降低了企业进口成本,会形成扩大进口机器设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局面;与此同时,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劳动成本的相对提高,因此会出现用境外资本货品替代国内劳动的情形,即企业扩大机器设备进口,利用新科技的高效率减少对企业工人雇佣。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一定数量的人员失业。

  但这一过程将加快提高制造业的整体生产效率,提高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这就为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这样,高科技所替代下来的就业人员将会被第三产业所吸纳,形成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加快转移,从而使得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人民币升值后,低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将会受到抑制,企业利润空间降低。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企业不得不转变竞争方式,一方面将更加关注国内市场,而不是一味追求出口,成为跨国公司的一个车间;另一方面将努力转变出口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所占的比重,这会迫使企业提高科技水平,形成加快转变产业结构的压力。此外,人民升值后,进口成本降低,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境外知识、技术、先进设备等,降低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其次,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浙江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和资源压力越来越严重,几乎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浙江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2003年人均能源消费、人均年用电比“九五”末分别增长了23%和100%。一些出口产品就是在依靠高耗能、高污染生存,是国外转嫁环境压力的产物。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将使低能耗高环保的高技术设备进口成本降低,进口数量增加,有效减少资源的浪费,减轻环境压力。此外,还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效用,淘汰部分能源消耗大、产品附加值低的出口企业,逐步转变向世界廉价拍卖我们珍贵资源的现象,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浙江出口商品以劳动密集型、缺乏核心技术的工业制成品为主,这些产品大致占出口总额的80%以上。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主要依靠低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出现贸易摩擦在所难免。2002—2004年,浙江共遭遇国外“二反二保”和“337调查”案件71件,涉案企业2496家、涉案金额15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的45%、50%和60%,浙江已成为遭受反倾销、保障措施等立案调查最多的省份。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后产品的出口价格会提高。但由于我省出口产品价格已非常低,即使适当提高价格,产品仍将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有助于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提出产品低价倾销的诉讼。浙江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高,如果利用这种市场优势,适当提高产品价格,反而可能增加利润。人民币升值也向世界表明了我国对待汇率改革的态度,欧美等国必然会随之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减少各类贸易摩擦的次数。

  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调整虽然只有2%的增幅,但却说明了一个信号:人民币正在向真实汇率回归。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今后必须调整其低价竞争策略,以提高质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取胜,提高其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加产品附加值,使出口贸易逐步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而这显然是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的。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雄厚,具有典型的“藏富于民”的特征。全省存款余额2003年达1475.8亿元,从1990年算起,平均每年增长27.8%。但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的不完善,储蓄转为投资的传导机制受阻,大量剩余资本在寻找获利机会。在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资本疯狂涌向房地产市场,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温州炒房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省并不缺少投资资金,缺乏的是投资机会。

  人民币升值后,可以用较少的货币购买更多的国外资源,将刺激企业发展对外投资,实行跨国经营,这样可以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而不必担心贸易壁垒的制裁。纵观国外跨国公司的发展历程,低级阶段是单纯的产品出口,高级阶段则是直接投资,实行现地生产。浙江企业要率先走向世界,也必然需要经历这一过程。人民币升值将加速这一进程的实现。

  浙江经济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2004年浙江省外贸总额为852.3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到高达66%,出口依存度高达43%。对浙江这样一个出口大省而言,人民币升值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打击出口企业。对纺织业等低附加值产品冲击最大。浙江有很多出口额在200万美元以下的小纺织企业,纺织业的利润一般不足10%,而这些小企业的利润仅在3%左右,一次性升值2个百分点,对企业的打击不小。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将使同量的外币折算成人民币的价值下降,就会使得外国投资者利润减少,投资自然减缓。

  ——影响就业。我省的出口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在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很可能用压低工人工资、减少工人数量的方法来转嫁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这会给就业带来一定的冲击。

  ——扩大收入差距。人民币升值后,用美元表示的收入增加了。但只有能够购买进口高档产品的中高收入群体才能真正享受到升值的好处。此外,人民币升值后,沪深股市上扬,受益的也是有投资能力的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会因人民币升值而有所扩大。

  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德国,本币升值都会推动本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日本经验更是表明,本币进入升值过程以后,一国经济社会起码还有2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人民币升值同样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致有五个重要特征。

  一是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更高,市场对资源配置将发挥更大的基础性作用;二是中国经济竞争力上升,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走强;三是商品和劳务的低价优势开始弱化,形成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四是中国经济进一步接轨全球经济,至少会逐渐在贸易、商品价格等方面形成内外经济一体化格局;五是浮动汇率制度导致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但只要灵活地进行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将有利于激活经济社会内部的积极因素,且增强了要素合理配置的敏感性

  充分把握人民币升值所形成的新发展阶段的若干重要特征,刘伯温必出波色的生肖河南和重庆有所加快转变浙江经济增长方式,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政府而言,应该借人民币升值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企业而言,在短期内可以利用各种金融手段来规避汇率风险,也可以采取向经销商转嫁负担等办法来降低人民币升值的损失,而从长期看,则应化压力为动力,加快技术进步,加快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抓住汇率变动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汇率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工具,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作为价格,汇率在市场经济中应由市场决定;作为政策工具,调整汇率是要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汇率的变动能否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关键就在于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在于市场主体能否及时灵敏地能对汇率调整做出反应。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当前应以产权改革为抓手,加快由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只有在市场体制完善的状况下,市场竞争主体才能准确地把握汇率所传递的国内外价格信息,正确地进行成本和盈利的国际比较,从而使进出口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竞争力。当前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如减少政府对于工业用地出让的行政干预,提高工业用地的招标、挂牌和拍卖比重;加快政府改革步伐,以一个更具创新精神的政府,低成本地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良好运行;加快提升诚信水平,强化政府监管力度,维护和优化市场经济秩序。

  2、实施进口战略,加大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等资源的力度。人民币升值给我省企业带来了出口压力,但也降低了我省利用境外先进知识等资源的成本,这对既遭遇自然矿产资源制约,又受着知识缺乏制约的浙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因此,要从“借力”发展和开放促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要像抓出口一样,研究和实施进口战略,加快引进境外先进知识,积极利用境外矿产资源。要系统地研究和加大出国留学培训、引进专利和技术装备、采购先进商品、购买能源原材料等。通过利用境外先进知识,购买矿产资源,来优化进口结构,来用好浙江的巨额外汇,加快提升浙江经济社会的知识水平,缓解浙江的资源制约,走出产业结构的路径锁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3、强化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把成本上升因素转嫁给经销商。向境外经销商转嫁成本,是出口商缓解人民币升值成本压力的一个重要策略。但是单个企业势单力薄,需要在政府引导下,由非政府的行业组织牵头和出面,增强与境外经销商的价格谈判能力。行业协会也要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事实上,我省一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较高占有率,我们在价格上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可以要求和客户共同分担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利润损失。比如绍兴豪纳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某外商签订的出口合同中,1米(长1.5米、宽1米)“捷达化纤面料”单价比以前提高了3美分,增幅为4.3%,这就能有效地和经销商一起分担人民币升值带来成本上升压力。

  4、增强核心竞争力,转变外贸出口结构。企业不可能长期依靠汇率、利率等外在政策的保护实现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的内在竞争力,实现企业的转型发展。借助人民币升值机会,企业应合理安排好进口计划,加大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提高企业科技水平。提升企业品牌内涵,创建品牌的国际优势。进行资源整合和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多元化战略,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由产品输出到品牌输出和资本输出。

  5、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研究。人民币汇率调整将对浙江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所今后将作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也希望有关部门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在全省组织科研力量,进行定期研讨,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趋势下的浙江经济应对之策。